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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Subject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Creators: Zhu, David
- Creators: Jiang, 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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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政府引导基金自诞生至今，始终处于管理模式的摸索状态。本文试图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不同利益方（政府、社会出资人以及管理人）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其对引导基金投资效果的影响。政府引导基金的注册数量和规模在过去十几年中得到了快速显著的发展。从引导基金设立的政府行政层级来看，地县级政府设立基金是引导基金出资中的绝对主力。本文拟深入研究地县级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尝试探索其治理结构与投资效果。
目前，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论文试图对引导基金若干个指标做出客观比较，分析政府参与度对资金投资效果的影响，希望对未来引导基金的设立模式选择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为实现较好的研究效果，论文选择了某经济发达的地级市的样本进行了研究，该市的政府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市本级以及区县级均有较多的政府引导私募股权基金，该市范围政府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可研究价值相对较高。在样本选择方面，论文将采样某市及所辖区县政府直接出资基金十六只，针对其参与设立的直投基金以及直接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同时，论文还总正反两个方面选择了两个经典案例进行详细剖析。
论文发现，市场化运作程度越低，引导基金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效果相对不理想，投资效果越差。政府在决策中所占比重越高，形成的投资决策对于项目成长性判断的准确度越差，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贡献越低。然而，纯粹的商业运作，无法实现引导基金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对不同的资金诉求导致的投资要求在不同的决策层级实现，通过政府或其代表出资方对管理方以协议约束的方式保证其投资行为而不再进行对单个项目进行价值判断，是有效实现引导诉求和专业判断兼顾的引导基金管理模式。
论文建议，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政府引导基金应该积极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在现有可选择的模式中，政府引导基金以LP身份且获取咨询委角色，从外部监察约束角度对基金进行投资引导的模式为最佳选择。
ContributorsWu, Di (Author) / Pei, Ker-Wei (Thesis advisor) / Wu, Fei (Thesis advisor) / Zhu, David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本文对中国制药企业并购溢价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对制药企业并购非常重要的两个新的影响因素：可生产药品批文和在研新药批文。本文以2011年1月—2019年12月间我国制药行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对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的价值从四个维度度量：是否有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在研新药数量及可生产药品批文数量；根据创新药和仿制药两个类别进行细分；标的企业所拥有的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的市场价值。论文发现药品批文对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进一步的，本文探究了药品批文对主并企业的对被并购公司的估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制药企业在并购估值时确实会考虑到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的价值。本文还发现对于可生产药品来说，相对创新药，被并购公司持有的仿制药批文影响更显著。而对于在研新药来说，主并企业更看重在研的创新药，在研仿制药对并购估值的影响不大。最后，本文选取了两个代表性案例进一步分析和探讨药品批文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ContributorsYe, Tao (Author) / Shen, Wei (Thesis advisor) / Chang, Chun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Committee member) / Gu, Bi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ath of business model digit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h of business model digitaliz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improv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helps to improve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a strengthening effect o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will weak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difficult to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by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in order to ful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s a way to help enterprises develop with high quality.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we should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tion.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R&D investment that match the financing needs of enterprises, effectively play the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of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ffectively weaken the negative regulatory rol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ntributorsWang, Minghui (Author) / Chen, Pei-Yu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Thesis advisor) / Zheng, Zhiqiang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3
Description随着全球经济周期的波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美贸易冲突的长期趋势不变，加之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4月30日，我国证券交易市场被ST制度处理的ST公司已经超过250家之多，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陷入困境不仅仅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更会影响千千万万的雇佣员工，影响地方经济，影响行业上下游供应链的稳定，影响巨额债券持有者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公开交易市场上的大量中小股票投资者。
因此，如何帮助困境上市公司走出困境，实现再复兴就成为了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不少困境上市公司通过破产重整的方式实现了再上市，再复兴，破产重整成为了我们研究困境上市公司实现复兴的重要有效方式。
ContributorsFang, Xiang (Author) / Shao, Benjamin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Thesis advisor) / Wu, Fei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在科创企业中，知识型员工占据绝大比重，如何调动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其更有效地投入时间和精力、贡献知识对企业持续成长十分关键。现有研究关注到授权管理对员工激励的重要性，但仅强调制度形式上的授权，忽视了员工主观感知层面的授权，授权激励的有效性难以保障。另外，由于知识型员工的自主性、独立性较高，管理者仅强调结果性激励，忽视了员工在过程中需要的帮助和支持，从而难以提高工作效率。本研究从心理感知视角出发，探讨了知识型员工的心理授权和工作投入度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组织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收集了8家科创企业，共421份有效问卷，通过信度、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后，利用回归分析验证了心理授权对工作投入度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心理授权前三个维度的工作意义、自主性、自我效能对工作投入度三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第四个维度工作影响对奉献的正向作用显著，对其他维度的影响不显著。在组织创新氛围的调节方面，发现领导躬行、上级支持、团队协力正向调节自主性与奉献之间的关系，而在其他关系中的影响不显著。意味着当员工能够自行安排工作实施方式和进度时，充分的组织支持能够提高其投入时间和精力意愿，而对于体现工作精神状态的活力和专注没有显著影响。另外，组织促进，即组织宽松自由的氛围，负向调节自主性与工作专注度的关系，意味着高度工作授权和过于宽松的氛围，容易滋生懒散行为，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
在实践方面，科创企业需要充分关注员工主观感知到的工作授权，并在工作目标和内容明确的情况下，对工作方式和进度进行有效控制。其次，企业领导者要以身作则，打造和谐和互相帮助的文化氛围，以保证员工在日常工作可获得足够的帮助。另外，工作授权需要张弛有度，过度宽松的工作方式和氛围容易降低员工的专注度，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
ContributorsFeng, Hua (Author) / Zhang, John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投资实践中，股债等大类资产配置问题是实务从业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的宏观政策决策缺乏良好运作的预期引导机制，宏观政策往往并不能被市场在博弈中充分预期。从历史实践看，中国经济的宏观周期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经常出现错位，政策滞后与超调现象经常出现。从股票市场的过往历程来看，在2007年之前，中国股市走势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联度不大，那时市场规模还不大，并且市场交易以散户投资者为主，驱动股市涨跌的核心因素是投资者的博弈情绪。而在2007年的一轮牛市之后，中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资金规模逐步扩大，总市值也达到80多万亿元，基本面研究的重要性凸显。然而，以公募基金经理为代表的实践者在相对业绩比较基准的业绩考核体系下，更加关注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相对忽视自上而下的宏观及配置研究。此外，长期以来，股票基金经理与债券基金经理的投资方法体系与关注点不一样。相比之下，海外投资机构在20多年以前已经建立起非常成熟的资产配置体系，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在近几年才刚起步。 本文通过胜率与赔率的视角，实证研究发现。在可投资股票指数层面，单独的估值与成长信号的平均表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或者中证500指数并不占有明显优势，因此，策略配置的构建需要进行信号遴选与组合。此外，研究还表明，成长因子相对于估值因子在A股指数层面的表现更占优。权益资产指数层面对因子信号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宏观因子结合估值因子的权益资产配置体系相对于传统的基于资产的配置体系效果更好，前者构建的投资策略可以跑赢中证500指数与沪深300指数，是指数层面实现收益增强的潜在手段，其收益增益主要来源于宏观因子对大类资产相对关系的预测正确率的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估值因子在截面上的因子溢价性价比较高，通过指数产品之间的动态配置转换可以实现部分增强效果。
ContributorsMei, Dongya (Author) / Zhu, David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Thesis advisor) / Zhang, Harold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企业文化以及中高层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度影响员工工作绩效表现，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有利于厘清企业文化的执行效果，方便决策者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决策调整。在员工工作绩效层面，受限于数据的易得性、代表性与普遍性，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于企业发展，同时，很少有学者关注中高层管理人对企业文化认同的影响及决定因素。青山实业子公司众多，中高层管理人员人数达六百多人，提供了足够的研究样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剖析核心企业文化以及中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文化认同度视角出发，结合内外部因素，探索企业文化认同度与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并确定影响企业文化认同的前因，分析其作用机制，并据此对企业为中高层个人发展提供良好平台提出策略和建议。研究发现，归属感需求，外向型性格，工作能力，组织文化强度，团队沟通，分配公平和企业声誉对于组织文化认同度有正面影响，且这些影响因素在控制常见变量的情况下依然呈现出显著性。企业文化认同度对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都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
ContributorsHe, Xiuqin (Author) / Zhu, David (Thesis advisor) / Wu, Fei (Thesis advisor) / Zhang, Zhe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中资美元城投债近年来蓬勃发展，潜力巨大，成为市场的新亮点。但是因为其诸多特殊性，目前关于中资美元城投债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选取2018年初至2021年4月底发行的所有中资美元城投债为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中资美元城投债一级市场发行定价模型，用实证方法来系统分析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在信用风险溢价方面，本研究首先从当地政府对城投公司的支持能力和支持意愿两个维度，创新地选择发行人应收账款政府占比等代理变量，以考察地方政府对城投债隐形担保问题。实证研究发现：（1）发行人所在地区的的人均GDP/全国人均GDP与发行利差显著负相关。（2）发行人所在地区的政府负债率与发行利差显著正相关。（3）发行人应收账款政府占比与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利差显著正相关。这些发现对于厘清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定价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提供启发。
其次，本研究首次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中资美元城投债信用评级与发行信用利差的相关性。研究表明：（1）发行人国内信用评级与中资美元城投债的发行利差的负相关性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2）国际债项评级、发行人国际评级与发行利差的负相关性非常显著。中国国内的信用评级体系还有待完善，国内信用评级的市场公信力有待提升。
另外，在其他宏观风险溢价方面，本研究创新地引入国家风险溢价变量，并以主权债券收益率差作为其代理变量。实证研究发现：（1）国家风险溢价与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利差的正相关性非常显著。（2）在同一模型中，目前市场通常采用的发行日美元指数、发行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与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利差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表明，在中资美元城投债这一特殊的跨境债券产品发行定价中，国家风险溢价变量能够更精准、更全面地捕捉不同国家的汇率因素，不同国家经济、政治等宏观风险因素。
本研究在中资美元城投债发行定价模型构建、研究视角切入和变量选择等方面都有创新和突破，并对中资美元城投债市场的良性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ContributorsDeng, Lingli (Author) / Zhu, David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Thesis advisor) / Kan, Rui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问世和ESG投资的崛起，绿色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逐步推进。企业环境绩效越来越重要，但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高层梯队理论和深口袋理论，以 2015-2019 年沪深 300 成份股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CEO 学历、CEO任职经历、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以及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由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具有高分析师关注度、CEO有重污染行业的任职经历时，其环境绩效更好。进一步研究表明外部治理会吸收其他因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本文为CEO 背景及外部治理因素和企业ESG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帮助投资者和监管层理解企业环境绩效。
ContributorsLim, Kah Ghee (Author) / Zhu, David (Thesis advisor) / Chiu, Tzu-Kuan (Thesis advisor) / Sun, Jianfei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作者采访了六家财产保险公司的16位与车险电销的崛起和发展密切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含个别实际负责电销运营的中层管理人员），力图寻找和发现2000年到2016年期间车险电销在中国财产保险市场的崛起与发展、某些保险公司依托车险电销的创新战略实现突破性发展、超越竞争对手的主要原因和背后因素。通过一对一访谈和公开资料收集，还原了车险电销作为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在中国财险市场崛起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不同财险公司对于车险电销的认知、判断、战略决策与定位、战略执行与创新变革以及最终的结果等巨大差异的体现，包括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意识、认知和实际战略的选择，采用先行还是跟随的市场策略。从本案例16位高层管理人员的访谈内容可以看到，公司决策机制的差异在公司作为一个组织面对商业模式创新战略的选择时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善于学习、思维敏锐、危机意识强烈的领导者是公司能够选择与定位业务创新战略的催化剂和决定性因素，作者称之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某些时候也可以叫战略家。他们敢于试验和投入，力争主导制定发展标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否定自我和改革创新，在不同阶段选择和引进合适的人才、培养适应新战略的知识与能力、建立新的管理架构和全新的绩效激励制度，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持续稳定的领导力基础之上，以使新的战略决策和定位得以强力推进、反馈改进、开花结果。本案例中不同所有制公司所呈现的个人（领导者）对于战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极具特色。
大量的文献表明，在制造业中的成熟企业往往很难认知和应对激进的技术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它们的组织惯性阻碍其做出改变和创新，在战略决策上无法抛弃原有的业务模式和组织架构，那么，在中国的金融（保险）服务业，面对产品或渠道的商业模式变革，是否也存在同样的困境？
ContributorsChen, Chun (Author) / Zhu, David (Thesis advisor) / Yu, Xiaoyun (Thesis advisor) / Jia, N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