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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随着国外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涌入，中国企业整体社会责任履行得到了不断地提升，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诸如产品质量问题、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等社会责任事件仍层出不穷。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陆续出台多个纲要和文件推动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对于企业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当下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已经从“企业是否要履行”，转向“企业如何履行”以及“如何促进企业履行”。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根据“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显示，中国2018年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1/4，其中自愿披露的占比不到1/5，而从披露的质量来看，平均得分也仅为42分，较及格线还有较大的距离。针对这一研究背景，本文将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同时考虑在内，构建一个系统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2009-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定量的方法考察了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以及交互影响效果，实证结果显示，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均能显著的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且制度环境在媒体关注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指标替换、考察内生性问题和分组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结论发现，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不同的媒体报道类型以及不同性质企业中具有异质性。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
制度背景下，本研究对如何从外部治理视角出发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较强的政策启发。
ContributorsJi, Pengbin (Author) / Shao, Benjamin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本文以消费者认知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品牌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感知质量的构成维度，从感知外在质量和内在感知质量两个方面构建感知质量的评价体系，本文试图以国酒——茅台为例，梳理感知质量对感知价值及品牌溢价的影响机理，构建研究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设，深入探究三者的作用关系，为现代企业提供一定的指导。从实证结果来看，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感知外在质量、感知内在质量、感知价值和品牌溢价四个潜在变量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正式进行回归之前，对初始数据和模型进行描述性统计、信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判断数据和模型之间的拟合度和适配度情况，再根据MI修正指数和路径系数显著检验对模型进行调整，确定模型计算结果处于可接受水平。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感知质量对品牌溢价的主要路径是“感知外在质量——感知价值——品牌溢价”，而感知内在质量对感知价值和品牌溢价皆无显著影响，且品牌溢价不受感知内在质量和感知外在质量的直接显著影响，因此判断感知价值在感知质量与品牌溢价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中介效应，并通过中介效应分析确定感知价值在模型中充当中介变量，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从中可以看出白酒消费者主要是根据白酒的感知外在质量对感知价值的影响进而影响品牌溢价。而对于饮酒经验和健康关注两个要素，根据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饮酒经验在“感知内在质量—感知价值”和“感知内在质量—品牌溢价”的路径中的调节效应为显著，且皆为负向调节作用；健康要素对于感知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对感知价值和品牌溢价的关联关系中皆存在一定程度的调节效应，且皆为正向效应。而在针对四个不同酒种的分群组回归中，四种白酒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都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感知内在质量对感知价值的影响路径上，从回归结果来看，茅台迎宾酒和飞天茅台与习酒和茅台醇在路径系数和显著性明显不同，可以看出当白酒质量较高或较低时，感知内在质量对感知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ContributorsXiang, Jian (Author) / Li, Hongmin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Dong, Xiaod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资本市场开放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完善的重要举措，本研究探讨了中国沪深港通制度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支出，以及在高管持股、境内机构持股、契约环境和行业竞争程度的不同水平下，沪深港通制度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效果的差异。基于DID双重差分模型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研究验证了沪深港通制度的实施能有效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并且在控制企业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后，该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另外，对于高管持股比例较高、境内机构持股比例较低、契约环境水平较高和行业竞争程度较弱的企业，其研发支出受沪深港通制度的提升激励作用更强。因为高管持股比例高，企业内部管理者能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创新意愿将更强。契约环境水平越高意味着创新资源越充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越有效，也会激发企业的创新行为。行业竞争程度较弱的企业，沪深港通制度的引入能激励企业打造长期竞争优势，缓解由缺乏外部竞争而导致的创新动力不足。另外，本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由调节变量交互产生的双重调节效应。发现高管持股水平与契约环境水平正向调节沪深港通的积极作用，而与市场竞争程度负向调节。高管持股水平与境内金融机构持股、契约环境水平与行业竞争程度均正向调节沪深港通的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契约环境是其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良好的契约环境水平有助于强化股权激励、金融机构持股以及市场竞争的作用。
总体来看，沪深港通制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境外投资者，提高了监督作用的同时扩散了鼓励创新的经营理念，能有效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创新认知和意愿不足的问题，从而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本研究验证了沪深港通制度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正向影响，并且分析了多种内外部情境因素下该影响的差异性。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微观行为影响与机制，一定程度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等研究的理论边界。
ContributorsXie, Mingru (Author) / Pei, Ker-Wei (Thesis advisor) / Sun, Jianfei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它们之所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及时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我国亦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成为重中之重。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双创之风由此兴起。在此背景下，城市创新实力竞赛更为激烈，创新力强的城市房价预期也随之走高，新房市场容量明显扩大，引发社会热议。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全国新房销售金额突破17.4万亿, GDP占比极高，众多从业者与研究者均担忧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新房销售金额已经接近上限，今后若干年，新房销售金额将持续下降，2020年12月31日，央行出台房地产贷款新政，对各个档次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做出限制，并首次限制个人按揭房贷占比，银行新设“两道红线”限制房地产贷款规模意在控制房地产行业的泡沫风险。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作为房地产从业者，如何有效预防、化解政策不友好带来的负面影响，准确的把握不同城市的新房市场需求差异，在房企将来的拿地经营中越来越重要。对传统房企来说，城市创新力的发展水平是否应该纳入城市市场进入判断依据，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在构建房地产市场容量评估模型的基础上，新增考虑城市创新力因素，帮助完善房地产企业城市进入决策机制。本次研究主要围绕了城市创新力和新房容量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创新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城市创新力对于房地产市场容量的互相作用机理。在城市创新力方面，人均GDP，人口密度，年末总人口，地价和储蓄余额对于城市创新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解释度很高，这与之前的假设相符合，说明上述几个变量是主导城市创新力上升的解释变量。另一方面，虽然公路里程数同样具有显著性，但是在研究中发现公路里程数越高，城市创新力反而越低，这一关联与之前的假设相违背。
在创新力与房地产市场容量的作用研究中证明了创新力与房地产市场容量存在近似U形的关系，而非单纯的线性或者正向关系。对于部分创新力很高的城市比如上海，创新力的继续增加并不会导致房地产市场容量的增加。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进行管控，限制了市场容量的增长，从而导致创新力与市场容量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城市选择和年份选择对于房地产市场容量的影响，结果证明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年份，城市创新力与房地产市场存在不同的关系。相对来说，控制时间效应后，创新力越高的城市对于房地产市场容量的影响越低，而控制城市效应后，创新力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随着年份的增加而降低。
本文的核心发现是城市创新力可以作为独立且有效的房地产市场容量解释指标。
ContributorsWu, Haihui (Author) / Shao, Benjamin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Liu, Peng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在科创企业中，知识型员工占据绝大比重，如何调动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其更有效地投入时间和精力、贡献知识对企业持续成长十分关键。现有研究关注到授权管理对员工激励的重要性，但仅强调制度形式上的授权，忽视了员工主观感知层面的授权，授权激励的有效性难以保障。另外，由于知识型员工的自主性、独立性较高，管理者仅强调结果性激励，忽视了员工在过程中需要的帮助和支持，从而难以提高工作效率。本研究从心理感知视角出发，探讨了知识型员工的心理授权和工作投入度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组织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收集了8家科创企业，共421份有效问卷，通过信度、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后，利用回归分析验证了心理授权对工作投入度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心理授权前三个维度的工作意义、自主性、自我效能对工作投入度三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第四个维度工作影响对奉献的正向作用显著，对其他维度的影响不显著。在组织创新氛围的调节方面，发现领导躬行、上级支持、团队协力正向调节自主性与奉献之间的关系，而在其他关系中的影响不显著。意味着当员工能够自行安排工作实施方式和进度时，充分的组织支持能够提高其投入时间和精力意愿，而对于体现工作精神状态的活力和专注没有显著影响。另外，组织促进，即组织宽松自由的氛围，负向调节自主性与工作专注度的关系，意味着高度工作授权和过于宽松的氛围，容易滋生懒散行为，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
在实践方面，科创企业需要充分关注员工主观感知到的工作授权，并在工作目标和内容明确的情况下，对工作方式和进度进行有效控制。其次，企业领导者要以身作则，打造和谐和互相帮助的文化氛围，以保证员工在日常工作可获得足够的帮助。另外，工作授权需要张弛有度，过度宽松的工作方式和氛围容易降低员工的专注度，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
ContributorsFeng, Hua (Author) / Zhang, John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以来，中蒙贸易发展呈现快速发展的上升趋势，截至到2020年，中国已经连续22年一直位居蒙古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国。在两国贸易发展过程中，中蒙口岸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能够促进两国加工业的发展，推动物流业、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二，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能源资源和战略物资的需要；第三，能够有效解决蒙古国靠近中国边境省份的居民生活物资产品的供应短缺问题。然而，中蒙边境口岸发展参差不齐，急需寻找口岸发展的规律和关键因素。本文以中蒙边境15个口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分析对每个口岸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定位做诊断；其次，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挖掘影响口岸发展的关键因素，并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找出口岸发展每个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优先顺序，同时，我们通过灰色关联法对口岸与所在载体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关联度分析，找出口岸发展的相关规律；最后，对于发展较弱的中蒙新疆口岸，我们以新疆老爷庙口岸为例，对标学习其他发展较快的甘其毛道和策克口岸，提出老爷庙的发展定位和策略。
ContributorsWang, Yuting (Author) / Shao, Benjamin (Thesis advisor) / Zhu, Qingui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在日趋复杂动态的环境中，如何提高企业的绩效不仅是企业家最感兴趣的事情，也是众多学者进行企业管理方面研究的落脚点。从目前战略执行力的研究现状来看，一些学者对战略执行力的性质和构成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多为描述性分析，实证研究较少，且较为分散，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对于战略执行力、员工生产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则更少。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和梳理，研究战略执行的本质及其构成并进一步研究战略执行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
ContributorsLiu, Baozhong (Author) / Shen, Wei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Huang, Xiaochu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3
Description本研究以中小型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转型升级为聚焦，主要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选取代表性企业欣威科技和超俊科技，提出“动态整合能力”的概念，发展了企业家精神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间合作理论，对于中小型企业的战略转型升级具有实践借鉴价值。在研究方法上，研究针对中小型企业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转型升级进行回应，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获取数据与资料，并通过欣威科技与超俊科技的案例分析厘清脉络，以期对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有所贡献。
在研究结论上，本研究认为，中小型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攀登中，应注重发展动态整合能力，密切跟进新技术运用和企业间合作，基于创始人专业背景资源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
在研究贡献与研究意义上，本研究探索中小型企业战略转型的驱动因素和升级路径，实质上是在全球价值链发展到新的阶段的必要命题。首先，研究聚焦的对象是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具有自身的特点和问题；其次，全球价值链和国内兼容打印耗材行业的发展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一定的瓶颈，也亟待取得转型升级。因此，深入探索、挖掘和剖析中小型企业战略转型的驱动因素和升级路径，借鉴并拓展全球价值链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间合作理论，为提升中小型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应对的能动性，在理论延伸和实践指导上均具有重大意义。
ContributorsZhao, Zhixiang (Author) / Li, Hongmin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Wang, Yimi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3
Description全球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信息科技时代，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为了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服务创新、产品创新、渠道创新、风险控制、精细化管理方面加强数字化水平，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信息化发展必经的阶段。员工作为数字化技术的使用者和创造者，推动员工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动态多元的工作内容和特征要求员工具备更多的专业技能，结合实际的业务经验，可能更大程度上激发员工自身创造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方向和建议。本文以大型物流公司——深圳市柏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员工感知的角度，围绕国际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绩效影响这一主题解决以下问题：从理论和企业实践的角度，分析并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绩效的影响模型，发掘可能存在的调节因素；完善调查量表，编制调查问卷，对模型中的各要素进行准确刻画；利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检验柏威目前数字化转型水平和成效，提出合理的转型建议。
研究发现，与企业主要业务直接相关的核心员工感知的、以数字化资源和数字化能力为主要表现的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员工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资源和数字化能力均对员工绩效有直接的影响，同时，数字化资源和数字化能力匹配程度越高，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对员工绩效提升的影响越大；从业务实践角度出发，企业数字化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以提升包含业务洞察力和协调决策力的员工能力为中介，其中数字化与业务的匹配性能显著调节企业数字化对员工能力的影响；反映行业大环境的业务不确定性无法对企业数字化促进员工绩效起到调节作用。深圳柏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当前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对数字化资源的开发水平较高，但数字化能力水平不足，难以匹配数字化资源水平，数字化资源和数字化能力水平之间的差异降低了企业数字化对员工绩效的促进作用，大力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是当前阶段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方向。
ContributorsWang, Chaofeng (Author) / Li, Hongmin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Sun, Tianshu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3
Description克服外来者劣势是提高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关键，本文从高管团队构建视角出发，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提炼了新兴市场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实施高管团队构建的过程模型，并分析了不同模式与不同阶段的国际化推进机制。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高管团队构建将经历“配置-适应-融合”三个阶段，配置是企业根据国际化基础与扩张需求选拔内外部高管的阶段，适应是内外部高管成员互动、交流并进行成员动态调整的阶段，融合是内外部高管成员合为一体、形成新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的阶段。同时，根据高管团队的核心领导力量的不同分为“内部适应模式”与“外部培育模式”。内部适应模式下，企业从内部选拔具备创业精神与学习适应能力的管理者作为内派高管，并在国际市场引入兼具专业特长与综合管理能力的海外高管，通过内派高管持续学习吸收海外高管的经验知识，最终形成以内派团队为领导核心，实现战略一致、分工有效、利益协同的国际化经营团队。其中，内派团队的创业精神、学习适应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是提高国际化绩效的关键。外部培育模式下，企业在具有国际出口基础的市场上选拔具备创业意愿、专业能力与行业声誉的海外高管，并在内外部团队并行发展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促进双方融合并培育海外高管的创业能力，最终形成以海外高管为领导核心，实现战略协同、资源互补、愿景一致的国际化经营团队。其中，海外高管的创业意愿与沟通协作能力是实现团队融合的关键。
此外，在不同高管团队构建阶段，外来者劣势缓解与国际化绩效提升的机制有显著差异。配置阶段，高管特征与国际扩张战略诉求匹配是提升团队绩效的关键；适应阶段，国际身份塑造、社会网络扩张与新能力构建是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关键；融合阶段，合作机制与治理机制等制度优化是实现团队融合与国际化持续扩张的关键。
本研究基于高管团队构建视角提炼了不同国际化经验基础的企业实现高管团队构建的动态过程模型，丰富了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高管团队构建等理论研究，为面临国际扩张的新兴市场企业提供一定启示。
ContributorsLiu, Quan (Author) / Shen, Wei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