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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risk prevention and regulatory issues of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s, exploring the composition of a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 and its risks, formulating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platform risk prevention and regulation, and discussing the methodologies for monitoring and managing the risk of financial assets trading platform. The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eight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discusses the current statu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the motiv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topic.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theory, financial supervision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basic theories related to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 risk prevention and supervision. The third chapter presents the definition, the main types,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 The fourth chapter elaborates theoretically on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 risk prevention and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 aspects of basic principles, key tasks, applicable methods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The fif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business, asset return trading business, financing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coupling business on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s, and analyzes the risk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s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The six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their risk prevention and supervision based on four categories of business lines. On this basis, the dissertation draws the inspi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ng platforms in our country. The seventh chapt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risk prevention and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s in five aspects: legal positioning,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 protection of consumer rights, self-discipline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supervision.
ContributorsXu, Chaojun (Author) / Hwang, Yuhchang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Thesis advisor) / Chang, Chu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7
Description摘要
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企业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已经难以应对日益频发的员工职业倦怠、人际间矛盾冲突、频繁跳槽等局面与问题。企业员工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早已不再是传统的雇佣模式下，通过出卖劳动力或智力从而获得工资以实现“养家糊口”的目的那么单纯与简单，员工也希望通过辛勤的工作，以获得个体的幸福感、荣誉感与认同感等。对于现代企业的管理者而言，员工追求事业的提升、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体现在薪酬、福利待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员工个人的成长以及潜能和竞争力的提升。
随着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与员工幸福感相关的研究备受关注。对现代企业而言，管理者借助制度设计对员工幸福积极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实现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相趋同，从而更为高效地实现组织的目标。基于此，本文以民营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借助理论分析、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深入地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构成、可控前因和绩效后果等问题。
本文研究发现：
第一，员工薪酬的提高有助于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提升，薪资对基层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其对高层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第二，完善的晋升机制对于中层员工而言更能提升其幸福感，完善的晋升机制更有利于中层员工；
第三，公平性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感，而且这种正效应更多体现在基层员工群体之中；
第四，高层员工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高层员工的工作挑战性越高，其自我实现需求获得的满足感则约高，但是对于基层员工和中层员工而言，其效果则恰恰相反，基础员工和高层员工更多地将工作挑战性和压力看作是一种负面的因素；
第五，员工幸福感的确会给企业带来正向的绩效。
本文的研究框架和实证结论不仅可以丰富学术界有关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研究，而且为企业管理者进行绩效管理以及员工工作质量的提升提供理论和实证借鉴。
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企业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已经难以应对日益频发的员工职业倦怠、人际间矛盾冲突、频繁跳槽等局面与问题。企业员工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早已不再是传统的雇佣模式下，通过出卖劳动力或智力从而获得工资以实现“养家糊口”的目的那么单纯与简单，员工也希望通过辛勤的工作，以获得个体的幸福感、荣誉感与认同感等。对于现代企业的管理者而言，员工追求事业的提升、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体现在薪酬、福利待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员工个人的成长以及潜能和竞争力的提升。
随着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与员工幸福感相关的研究备受关注。对现代企业而言，管理者借助制度设计对员工幸福积极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实现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相趋同，从而更为高效地实现组织的目标。基于此，本文以民营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借助理论分析、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深入地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构成、可控前因和绩效后果等问题。
本文研究发现：
第一，员工薪酬的提高有助于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提升，薪资对基层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其对高层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第二，完善的晋升机制对于中层员工而言更能提升其幸福感，完善的晋升机制更有利于中层员工；
第三，公平性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感，而且这种正效应更多体现在基层员工群体之中；
第四，高层员工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高层员工的工作挑战性越高，其自我实现需求获得的满足感则约高，但是对于基层员工和中层员工而言，其效果则恰恰相反，基础员工和高层员工更多地将工作挑战性和压力看作是一种负面的因素；
第五，员工幸福感的确会给企业带来正向的绩效。
本文的研究框架和实证结论不仅可以丰富学术界有关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研究，而且为企业管理者进行绩效管理以及员工工作质量的提升提供理论和实证借鉴。
ContributorsShu, Man (Author) / Shen, Wei (Thesis advisor) / Wu, Fei (Thesis advisor) / Chen, Xi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经历30年发展，已初备协调资源分配、对冲经营风险的功能。但受产业自身和期货市场发展的制约，各期货品种市场有效性参差不齐。随着我国经济从增量阶段过渡到存量阶段，期货作为企业的价格管理和风险控制工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研究我国商品期货市场有效性具有非常好的现实意义。
本文开创性的从期货的基本功能——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提出有效市场是指其期货价格能够对本行业社会资源起到合理的调配作用的市场。在内容安排上，本文首先总结了现有国际成熟期货品种的特点并找出能够反映期货对资源配置能力的四个指标假说，分别为期现回归性、利润波动性、库存波动性以及现金流变化，然后通过数学模型证明指标数据和品种成熟度的关联，最后应用该套指标对我国商品市场有效性进行检验。数学方法上，本文先采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突变点检验，然后对断点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并在剔除季节性和周期性后，通过平稳性检验、ARCH效应检验结果来确定相应的Garch模型，并用Garch模型来描述时间序列的波动性。
通过数学验证，我们认为期现回归性、利润波动性、库存波动性以及现金流变化这四个指标可以作为反映期货成熟度的检验指标，用该套方法对国内部分活跃品种检验后发现大连豆粕期货已经具备成熟品种的特征，本文认为豆粕期货市场是有效的；PTA、玉米淀粉期货的四个检验指标在近年来表现出时间序列优化的特点，但因时间较短尚不稳定，可以认为是接近成熟的品种；而螺纹钢和铝期货在多数指标上表现不佳，表明他们对社会资源配置能力较差，因此本文认为螺纹钢和铝期货市场是活跃但非有效的。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品种的期现回归性差是制约其资源配置能力发挥的关键因素，而交易标的不明确、
仓单制作难度大、产业参与度低以及期货设计中的其他限制因素又是导致期现回归性差的重要原因。
本文开创性的从期货的基本功能——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提出有效市场是指其期货价格能够对本行业社会资源起到合理的调配作用的市场。在内容安排上，本文首先总结了现有国际成熟期货品种的特点并找出能够反映期货对资源配置能力的四个指标假说，分别为期现回归性、利润波动性、库存波动性以及现金流变化，然后通过数学模型证明指标数据和品种成熟度的关联，最后应用该套指标对我国商品市场有效性进行检验。数学方法上，本文先采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突变点检验，然后对断点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并在剔除季节性和周期性后，通过平稳性检验、ARCH效应检验结果来确定相应的Garch模型，并用Garch模型来描述时间序列的波动性。
通过数学验证，我们认为期现回归性、利润波动性、库存波动性以及现金流变化这四个指标可以作为反映期货成熟度的检验指标，用该套方法对国内部分活跃品种检验后发现大连豆粕期货已经具备成熟品种的特征，本文认为豆粕期货市场是有效的；PTA、玉米淀粉期货的四个检验指标在近年来表现出时间序列优化的特点，但因时间较短尚不稳定，可以认为是接近成熟的品种；而螺纹钢和铝期货在多数指标上表现不佳，表明他们对社会资源配置能力较差，因此本文认为螺纹钢和铝期货市场是活跃但非有效的。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品种的期现回归性差是制约其资源配置能力发挥的关键因素，而交易标的不明确、
仓单制作难度大、产业参与度低以及期货设计中的其他限制因素又是导致期现回归性差的重要原因。
ContributorsWang, Ping (Author) / Gu, Bin (Thesis advisor) / Li, Feng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本文采用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香港主板IPO上市的共574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系统采集包括与发行人、承销商、投资人、发行热度、市场每日交易数据等相关的数据近100项，对超额配售选择权在香港IPO中的实际效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超额配售选择的确可以起到提高发行价格，降低IPO抑价率的作用，但是同时也是破发的主要原因。2）由超额配售选择权赋予承销商稳价行为中，市场买入量越大，最大回撤越大，市场下跌风险越大同时超额配售选择权还导致了最大回撤日的推后，增大了稳价结束后的市场风险，而这很有可能是由于承销商追求更高利益造成的。3）没有证据显示，超额配售选择权会降低承销商的佣金比例，但是，超额配售选择权却为承销商带来非常高的额外收益，而这个收益与市场下跌幅度和承销商从市场购买股份的比例直接相关。
其中，本文首次对最大回撤率、最大回撤日与承销商市场买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了承销商市场买入量与承销商收益正相关，与最大回撤率负相关，与最大回撤日正相关的关系，可能是增加市场下跌风险的因素。这与现有理论中及监管机构的预期中，“超额配售选择权具有向上稳定价格的作用”是有一定偏差的。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首先建议发行人要客观对待超额配售选择权提升发行价格的作用，以免引起破发。其次建议市场投资人要客观认识超额配售选择权的作用，不要由于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存在给与发行过高的认同价格。再次建议发行人要能够认识到超额配售选择权是承销商零成本获得的一个有固定收益保障的看空期权，是承销商在承销IPO时的收益之一，而股价下跌幅度与承销商的收益正相关。因此要对承销商的稳价行为进行一定管控，同时可以因为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存在而要求更低的承销佣金比例。最后建议承销商要维护市场公平，爱护自己的声誉，尽可能避免因超额配售选择权的使用对市场造成不应有的干扰。
其中，本文首次对最大回撤率、最大回撤日与承销商市场买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了承销商市场买入量与承销商收益正相关，与最大回撤率负相关，与最大回撤日正相关的关系，可能是增加市场下跌风险的因素。这与现有理论中及监管机构的预期中，“超额配售选择权具有向上稳定价格的作用”是有一定偏差的。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首先建议发行人要客观对待超额配售选择权提升发行价格的作用，以免引起破发。其次建议市场投资人要客观认识超额配售选择权的作用，不要由于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存在给与发行过高的认同价格。再次建议发行人要能够认识到超额配售选择权是承销商零成本获得的一个有固定收益保障的看空期权，是承销商在承销IPO时的收益之一，而股价下跌幅度与承销商的收益正相关。因此要对承销商的稳价行为进行一定管控，同时可以因为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存在而要求更低的承销佣金比例。最后建议承销商要维护市场公平，爱护自己的声誉，尽可能避免因超额配售选择权的使用对市场造成不应有的干扰。
ContributorsXie, Hui (Author) / Gu, Bin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药材是中医药文化和产业的核心。随着近年来国家相关政策出台，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备受瞩目。由于中药材产业链条长，层级多，各层级间信息不对称，因而中药材市场普遍具有“假”、“乱”、“杂”的问题。
A公司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服务商模式，通过对上游各主要专营商的整合，形成一定的平台综合集采能力，并开始得到下游医药厂家、药店认可，在市场逐步形成品牌号召力。本文实证研究A公司商业模式的转型对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影响，进而分析中药材全产业链服务商模式在中药材行业健康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下游产销结合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服务商模式，只有在形成一定收购规模，对市场价格产生一定影响的时候，才能充分释放药材质量的信号，润滑药材交易市场，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市场波动率，发挥价格发现作用。由于中药材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如果产销结合模式仍处于初级开创阶段，产销结合模式释放的药材质量信号则不足以全面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A公司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服务商模式，通过对上游各主要专营商的整合，形成一定的平台综合集采能力，并开始得到下游医药厂家、药店认可，在市场逐步形成品牌号召力。本文实证研究A公司商业模式的转型对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影响，进而分析中药材全产业链服务商模式在中药材行业健康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下游产销结合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服务商模式，只有在形成一定收购规模，对市场价格产生一定影响的时候，才能充分释放药材质量的信号，润滑药材交易市场，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市场波动率，发挥价格发现作用。由于中药材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如果产销结合模式仍处于初级开创阶段，产销结合模式释放的药材质量信号则不足以全面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ContributorsYin, Xiaowei (Author) / Shen, Wei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Thesis advisor) / Gu, Bi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会达到45%左右。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以及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的需求程度加大，政府单独出资建设公共项目会导致资金不足、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当前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政府性债务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截至2017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其中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2.9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控制和转化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重要特征之一。在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情况下，PPP将替代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PPP模式成为当前城市建设领域融资的重要选项。
据此，本文基于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在债务约束的背景下，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对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的影响；与此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是由地方官员，特别是受到作为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的影响，讨论市委书记/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对PPP模式引入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显著增加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利用PPP放大城市建设和规划规模的行为，反映了PPP项目在引入和使用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官员的激励的影响。
据此，本文基于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在债务约束的背景下，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对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的影响；与此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是由地方官员，特别是受到作为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的影响，讨论市委书记/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对PPP模式引入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显著增加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利用PPP放大城市建设和规划规模的行为，反映了PPP项目在引入和使用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官员的激励的影响。
ContributorsXu, Ke (Author) / Chen, Pei-Yu (Thesis advisor) / Zhu, Qigui (Thesis advisor) / Chen, Xi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本研究旨在讨论融资租赁公司与承租的中小企之间的匹配因素。研究从融资租赁的实际业务流程切入，研究1对H公司进行了案例分析，得到基本的影响因素结果，继而研究2和研究3分别在中小企客户和融资租赁公司两类资料中独立展开分析，并比较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发现了影响双向匹配的四个维度，以及在各自影响力的不同。研究最后分别对融资租赁公司和承租中小企提出了建议，以期提高双方匹配并达成业务的概率。
ContributorsWang, Dinghui (Author) / Pei, Ker-Wei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Thesis advisor) / Li, Feng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中国证券市场一直存在着双重上市公司A、H股价差异现象，这一“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现象，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课题之一。
本文在系统性整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首先对造成A、H股价差效应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提炼出影响双重上市公司A、H股价格差异的9个潜在因素：信息不对称、需求差异、流动性差异、投机性差异、风险差异、公司治理结构、利率差异、市场强弱差异、汇率预期。其次，本文为各潜在影响因素构建了新的代理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市场和行业两大视角做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影响双重上市公司A、H股价格差异的可能因素，且实证结果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市场视角下，仅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强弱差异对A、H价格差异的影响不显著。行业视角下，对于金融行业的双重上市公司而言，影响其A、H股价格差异的因素包括：需求差异、流动性差异、风险差异、市场强弱差异、利率差异；信息不对称、投机性差异、公司治理结构、汇率预期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于非金融行业的双重上市公司而言，影响其A、H股价格差异的因素包括：信息不对称、需求差异、流动性差异、风险差异、投机性差异、市场强弱差异、利率差异、汇率预期；公司治理结构则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
本文在实证分析所得结论的基础上，考虑到当前A、H股市场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大力发展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坚定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推动金融创新、丰富投资工具等建议。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推动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在系统性整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首先对造成A、H股价差效应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提炼出影响双重上市公司A、H股价格差异的9个潜在因素：信息不对称、需求差异、流动性差异、投机性差异、风险差异、公司治理结构、利率差异、市场强弱差异、汇率预期。其次，本文为各潜在影响因素构建了新的代理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市场和行业两大视角做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影响双重上市公司A、H股价格差异的可能因素，且实证结果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市场视角下，仅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强弱差异对A、H价格差异的影响不显著。行业视角下，对于金融行业的双重上市公司而言，影响其A、H股价格差异的因素包括：需求差异、流动性差异、风险差异、市场强弱差异、利率差异；信息不对称、投机性差异、公司治理结构、汇率预期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于非金融行业的双重上市公司而言，影响其A、H股价格差异的因素包括：信息不对称、需求差异、流动性差异、风险差异、投机性差异、市场强弱差异、利率差异、汇率预期；公司治理结构则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
本文在实证分析所得结论的基础上，考虑到当前A、H股市场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大力发展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坚定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推动金融创新、丰富投资工具等建议。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推动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ContributorsWang, Huan (Author) / Zhu, Hongquan (Thesis advisor) / Li, Feng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e Chinese bond market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ing. The percentage of bond to total social funding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of investors are cru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bond market. Due to specific credit risks, bond market regulation usually involves in rules to control investor adequancy. It is heatedly discussed among academia and regulators about whether individual investors are adequate to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bond trad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bond investors, especially their returns and risk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this paper provide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China’s bond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 bond market investor structure.
ContributorsLiu, Shaotong (Author) / Gu, Bin (Thesis advisor) / Zhu, Ning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6
Description
Shareholder Activism is a mechanism by which investors who hold a significant but
non-majority percentage of a company’s stock, exercise their voting rights, participat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fluence operational decisions of target companies. The
purpose is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rease firm performance and boost share
-holders’ returns. Existing studies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based largely in mature
capital markets like the US, come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regarding its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In this paper, I collect data on shareholder activism events in the China A Share
market between 2006 and 2016. The sample includes 60 companies targeted by 42
activist investors over this period. I find tha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ypically industrial
capital and private fund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rough activism. The disclosure of the holdings of activists
results in large gains in the target firm. I also find subsequent improvements in long
-term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target firms. Activist investors in China focus on
smaller targets and those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agency costs and lower operating
performance. Activists appear to be largely concerned with improvements in business
strategy and M&A activity. Non-hostile behavior is more likely to be related to successful
activism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statistical evidence, I present case studies of the
“BaoWan dispute” and the activist investment of Butterfly Capital in two firms,
“Guonong” and “Xiuqiang”. The case studies highlight the mechanism employed by these
firms to influence performance.
I conclude wi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direc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non-majority percentage of a company’s stock, exercise their voting rights, participat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fluence operational decisions of target companies. The
purpose is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rease firm performance and boost share
-holders’ returns. Existing studies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based largely in mature
capital markets like the US, come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regarding its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In this paper, I collect data on shareholder activism events in the China A Share
market between 2006 and 2016. The sample includes 60 companies targeted by 42
activist investors over this period. I find tha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ypically industrial
capital and private fund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rough activism. The disclosure of the holdings of activists
results in large gains in the target firm. I also find subsequent improvements in long
-term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target firms. Activist investors in China focus on
smaller targets and those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agency costs and lower operating
performance. Activists appear to be largely concerned with improvements in business
strategy and M&A activity. Non-hostile behavior is more likely to be related to successful
activism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statistical evidence, I present case studies of the
“BaoWan dispute” and the activist investment of Butterfly Capital in two firms,
“Guonong” and “Xiuqiang”. The case studies highlight the mechanism employed by these
firms to influence performance.
I conclude wi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direc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ContributorsXie, Fenghua (Author) / Wahal, Sunil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Thesis advisor) / Lee, Peggy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