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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nline product ratings offer consumers information about products. In this dissertation, I explore how the design of the rating system impacts consumers’ sharing behavior and how different players are affected by rating mechanisms. The first two chapters investigate how consumers choos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attributes, how their preferences are reflected in numerical ratings and textual reviews, whether and how multi-dimensional rating systems affect consumer satisfaction through product ratings, and whether and how multi-dimensional rating systems affect the interplay between numerical ratings and textual reviews. The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of the observational study hinges on a natural experiment on TripAdvisor when the website reengineered its rating system from single-dimensional to multi-dimensional in January 2009. Rating data on the same set of restaurants from Yelp,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 Text mining skills were deploy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topics from textual reviews when consumers didn’t provide dimensional ratings in both SD and MD systems. Results show that ratings in a single-dimensional rating system have a downward trend and a higher dispersion, whereas ratings in a multi-dimensional rating system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convergent. Textual reviews in MDR are in greater width and depth than textual reviews in SDR. The third chapter tries to uncover how the introduction of monetary incentives would influence different players in the online e-commerce market in the short term and in the long run. These three studies together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rating system/mechanism designs and different players in the online market.
ContributorsLiu, Ying (Author) / Chen, Pei-Yu (Thesis advisor) / Hong, Yili (Thesis advisor) / Gu, Bi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8
Description
Due to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smart mobile devices, massive data has been produced every day, particularly, more and more users’ online behavior and activities have been digitalized. Making a better usage of the massive data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ser behavior become at the very heart of industrial firms as well as the academia. However, due to the large size and unstructured format of user behavioral data, as well as the heterogeneous nature of individuals, it leveled up the difficulty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behavior that researchers are looking at, HOW to distinguish, and WHAT is resulting from the behavior. The difference in user behavior comes from different causes; in my dissertation, I am studying three circumstances of behavior that potentially bring in turbulent or detrimental effects, from precursory culture to preparatory strategy and delusory fraudulence. Meanwhile, I have access to the versatile toolkit of analysis: econometrics, quasi-experiment, together with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such as text mining, sentiment analysis, and predictive analytics etc. This study creatively leverages the power of the combined methodologies, and apply it beyond individual level data and network data.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a first step to discover user behavior in the newly boosting contexts. My study conceptualize theoretically and test empirically the effect of cultural values on rating and I find that an individualist cultural background are more likely to lead to deviation and more expression in review behaviors. I also find evidence of strategic behavior that users tend to leverage the reporting to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Moreover, it proposes the features that moderate the preparation behavior. Finally, it introduces a unified and scalable framework for delusory behavior detection that meets the current needs to fully utilize multiple data sources.
ContributorsLi, Chunxiao (Author) / Gu, Bin (Thesis advisor) / Chen, Pei-Yu (Committee member) / Xiong, Hui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理性决策理论基于“完全理性”假定，追求帕累托最优即个体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实际决策过程中，人的行为具备“有意识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投资者也是并不是完全理性、同质的。海外投资也是如此，其背景特征诸如地域、性格、年龄、财富等特征都会对海外投资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其程度大小势必也会因投资者背景特征的差异有所不同。考虑到投资者风险偏好与海外投资活动的关系鲜有文献涉及，笔者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选取该视角展开论述。
本文首先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概述了风险偏好的理论和偏好水平的度量办法，并总结了风险偏好对海外投资影响的理论基础，即决策理论和有限理性与行为经济学理论，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开展了问卷调查，对小城市城镇人群、二三线大城市人群、一线大城市人群、海外华人群体等不同地域的25-60岁之间的人群作为调查对象，回收了有效问卷3748份，并就问卷结果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跨地域人群有着不同的投资需求，小城市城镇人群整体来说对于海外投资需求较低；二三线大城市人群对海外投资不抗拒且具备一定研究和分析能力；一线大城市人群26%已考虑移民或大量海外投资，对海外投资产品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海外华人群体38%已考虑移民或大量海外投资，对于各类海外投资产品的接触机会很多。
再次，本文对风险偏好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度量。在此基础上，设定了研究变量和研究模型，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跨地域人群风险偏好、跨地域人群风险偏好对海外投资影响两块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本文认为，跨地域人群具有较为明显的风险偏好，其中一线城市人群风险偏好最高，高于海外华人群体，高于二三线大城市人群和小城市城镇人群。基于教育水平、财富程度和信息获取的风险偏好对海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风险偏好越高的区域，海外投资总额越多。充分验证了跨地域人群不同的风险偏好，以及风险偏好对海外投资的显著正向影响关系。最后，本文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概述了风险偏好的理论和偏好水平的度量办法，并总结了风险偏好对海外投资影响的理论基础，即决策理论和有限理性与行为经济学理论，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开展了问卷调查，对小城市城镇人群、二三线大城市人群、一线大城市人群、海外华人群体等不同地域的25-60岁之间的人群作为调查对象，回收了有效问卷3748份，并就问卷结果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跨地域人群有着不同的投资需求，小城市城镇人群整体来说对于海外投资需求较低；二三线大城市人群对海外投资不抗拒且具备一定研究和分析能力；一线大城市人群26%已考虑移民或大量海外投资，对海外投资产品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海外华人群体38%已考虑移民或大量海外投资，对于各类海外投资产品的接触机会很多。
再次，本文对风险偏好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度量。在此基础上，设定了研究变量和研究模型，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跨地域人群风险偏好、跨地域人群风险偏好对海外投资影响两块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本文认为，跨地域人群具有较为明显的风险偏好，其中一线城市人群风险偏好最高，高于海外华人群体，高于二三线大城市人群和小城市城镇人群。基于教育水平、财富程度和信息获取的风险偏好对海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风险偏好越高的区域，海外投资总额越多。充分验证了跨地域人群不同的风险偏好，以及风险偏好对海外投资的显著正向影响关系。最后，本文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ContributorsWan, Jianying (Author) / Chen, Pei-Yu (Thesis advisor) / Wu, Fei (Thesis advisor) / Chen, Xinlei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本文采用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香港主板IPO上市的共574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系统采集包括与发行人、承销商、投资人、发行热度、市场每日交易数据等相关的数据近100项，对超额配售选择权在香港IPO中的实际效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超额配售选择的确可以起到提高发行价格，降低IPO抑价率的作用，但是同时也是破发的主要原因。2）由超额配售选择权赋予承销商稳价行为中，市场买入量越大，最大回撤越大，市场下跌风险越大同时超额配售选择权还导致了最大回撤日的推后，增大了稳价结束后的市场风险，而这很有可能是由于承销商追求更高利益造成的。3）没有证据显示，超额配售选择权会降低承销商的佣金比例，但是，超额配售选择权却为承销商带来非常高的额外收益，而这个收益与市场下跌幅度和承销商从市场购买股份的比例直接相关。
其中，本文首次对最大回撤率、最大回撤日与承销商市场买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了承销商市场买入量与承销商收益正相关，与最大回撤率负相关，与最大回撤日正相关的关系，可能是增加市场下跌风险的因素。这与现有理论中及监管机构的预期中，“超额配售选择权具有向上稳定价格的作用”是有一定偏差的。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首先建议发行人要客观对待超额配售选择权提升发行价格的作用，以免引起破发。其次建议市场投资人要客观认识超额配售选择权的作用，不要由于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存在给与发行过高的认同价格。再次建议发行人要能够认识到超额配售选择权是承销商零成本获得的一个有固定收益保障的看空期权，是承销商在承销IPO时的收益之一，而股价下跌幅度与承销商的收益正相关。因此要对承销商的稳价行为进行一定管控，同时可以因为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存在而要求更低的承销佣金比例。最后建议承销商要维护市场公平，爱护自己的声誉，尽可能避免因超额配售选择权的使用对市场造成不应有的干扰。
其中，本文首次对最大回撤率、最大回撤日与承销商市场买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了承销商市场买入量与承销商收益正相关，与最大回撤率负相关，与最大回撤日正相关的关系，可能是增加市场下跌风险的因素。这与现有理论中及监管机构的预期中，“超额配售选择权具有向上稳定价格的作用”是有一定偏差的。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首先建议发行人要客观对待超额配售选择权提升发行价格的作用，以免引起破发。其次建议市场投资人要客观认识超额配售选择权的作用，不要由于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存在给与发行过高的认同价格。再次建议发行人要能够认识到超额配售选择权是承销商零成本获得的一个有固定收益保障的看空期权，是承销商在承销IPO时的收益之一，而股价下跌幅度与承销商的收益正相关。因此要对承销商的稳价行为进行一定管控，同时可以因为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存在而要求更低的承销佣金比例。最后建议承销商要维护市场公平，爱护自己的声誉，尽可能避免因超额配售选择权的使用对市场造成不应有的干扰。
ContributorsXie, Hui (Author) / Gu, Bin (Thesis advisor) / Yan, Hong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会达到45%左右。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以及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的需求程度加大，政府单独出资建设公共项目会导致资金不足、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当前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政府性债务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截至2017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其中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2.9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控制和转化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重要特征之一。在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情况下，PPP将替代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PPP模式成为当前城市建设领域融资的重要选项。
据此，本文基于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在债务约束的背景下，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对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的影响；与此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是由地方官员，特别是受到作为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的影响，讨论市委书记/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对PPP模式引入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显著增加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利用PPP放大城市建设和规划规模的行为，反映了PPP项目在引入和使用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官员的激励的影响。
据此，本文基于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在债务约束的背景下，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对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的影响；与此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是由地方官员，特别是受到作为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的影响，讨论市委书记/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对PPP模式引入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显著增加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利用PPP放大城市建设和规划规模的行为，反映了PPP项目在引入和使用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官员的激励的影响。
ContributorsXu, Ke (Author) / Chen, Pei-Yu (Thesis advisor) / Zhu, Qigui (Thesis advisor) / Chen, Xi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9
Description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目前人均医疗支出偏低和国内医疗器械企业以中低端产品
为主的局面，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投融资活动将迎来爆发式增
长。 在此背景下， 医疗器械企业的估值研究对投融资双方都有较大的意义。
我们假设医疗器械公司的产品差异度对其公司的估值有正面影响。
产品差异度定义为：该产品区别于其他竞争性产品的独特性，由以下六个方面构成：
产品唯一性水平、先进性（器械类别、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个数、产品的专利化程度）、利润
边际和其市场容量，并对此用 12 个指标做出了定量的估计。本研究主要的数据来源是上市
的医疗器械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相关数据取得比较容易且数据客观性较强。我们使用一
般回归分析测量产品差异度与公司估值之间的关系。在得出正面的回归结果之后， 我们采
用双重差分分析（DID）方法，验证实际情形下新产品相关信息发布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
1、 “产生营收的产品唯一性水平”和“边际利润”与市值有显著相关性: 说明医疗器械
类企业确实是核心产品驱动发展的， 产品唯一性程度高（已剔除那些已逐渐被市场淘汰的
产品） 说明市场定价能力强， 边际利润率高，盈利能力强， 进而对公司估值形成正面影
响。
2、 “”净利润“和”“互联网概念”与市值也呈现显著相关性。净利润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
的。互联网概念的相关性体现了互联网+医疗成为近几年市场的风口。
iv
3、 其他一些指标未呈现明显的相关性，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数据量太少引起的， 也
有可能还有其他未在我们考虑范围内的因素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还
未到达半强式有效市场。这可能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也是如此。
在后面进行的实证分析中， 除个别情况外，我们发现公司重磅新产品相关信息的发布
基本上对公司之后 1-30 个交易日的股价起到了较明显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产品差异度 医疗器械行业 公司估值
为主的局面，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投融资活动将迎来爆发式增
长。 在此背景下， 医疗器械企业的估值研究对投融资双方都有较大的意义。
我们假设医疗器械公司的产品差异度对其公司的估值有正面影响。
产品差异度定义为：该产品区别于其他竞争性产品的独特性，由以下六个方面构成：
产品唯一性水平、先进性（器械类别、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个数、产品的专利化程度）、利润
边际和其市场容量，并对此用 12 个指标做出了定量的估计。本研究主要的数据来源是上市
的医疗器械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相关数据取得比较容易且数据客观性较强。我们使用一
般回归分析测量产品差异度与公司估值之间的关系。在得出正面的回归结果之后， 我们采
用双重差分分析（DID）方法，验证实际情形下新产品相关信息发布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
1、 “产生营收的产品唯一性水平”和“边际利润”与市值有显著相关性: 说明医疗器械
类企业确实是核心产品驱动发展的， 产品唯一性程度高（已剔除那些已逐渐被市场淘汰的
产品） 说明市场定价能力强， 边际利润率高，盈利能力强， 进而对公司估值形成正面影
响。
2、 “”净利润“和”“互联网概念”与市值也呈现显著相关性。净利润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
的。互联网概念的相关性体现了互联网+医疗成为近几年市场的风口。
iv
3、 其他一些指标未呈现明显的相关性，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数据量太少引起的， 也
有可能还有其他未在我们考虑范围内的因素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还
未到达半强式有效市场。这可能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也是如此。
在后面进行的实证分析中， 除个别情况外，我们发现公司重磅新产品相关信息的发布
基本上对公司之后 1-30 个交易日的股价起到了较明显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产品差异度 医疗器械行业 公司估值
ContributorsShen, Huifeng (Author) / Chen, Pei-Yu (Thesis advisor) / Wang, Tan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18
Description本文对中国制药企业并购溢价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对制药企业并购非常重要的两个新的影响因素：可生产药品批文和在研新药批文。本文以2011年1月—2019年12月间我国制药行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对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的价值从四个维度度量：是否有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在研新药数量及可生产药品批文数量；根据创新药和仿制药两个类别进行细分；标的企业所拥有的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的市场价值。论文发现药品批文对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进一步的，本文探究了药品批文对主并企业的对被并购公司的估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制药企业在并购估值时确实会考虑到在研新药和可生产药品批文的价值。本文还发现对于可生产药品来说，相对创新药，被并购公司持有的仿制药批文影响更显著。而对于在研新药来说，主并企业更看重在研的创新药，在研仿制药对并购估值的影响不大。最后，本文选取了两个代表性案例进一步分析和探讨药品批文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ContributorsYe, Tao (Author) / Shen, Wei (Thesis advisor) / Chang, Chun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Committee member) / Gu, Bi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本文在对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相关概念以及文献进行分析和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批判分析找到当前研究的空白之处。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对研发投入、团队背景、应用场景等因素对公司财务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销售模式对研发投入与公司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利用华大基因、达安基因、凯普生物、金域医学、迪安诊断、艾德生物、透景生命、贝瑞基因等8家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领域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了上述研究假设。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公司的财务绩效，但是这种作用效力较小。公司规模和债务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财务绩效，机构投资人持股比例和市场推广费用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2）创业团队背景的不同并不会导致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公司财务绩效产生差异。
（3）采取直销模式的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公司财务绩效要优于代销和混合模式，后两者公司财务绩效没有显著差异；与代理模式相比，采取直销模式的公司其研发对公司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混合模式公司则没有显著差异。
（4）不同产品应用场景的分子诊断与基因测序公司财务绩效，肿瘤的最好，传染病其次，遗传病的排在最后。
ContributorsGuan, Jian (Author) / Shen, Wei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Thesis advisor) / Sun, Tianshu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新兴技术被用于提高企业营销策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如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基因检测作为新时代的生物技术，随着其成熟与普及，也逐渐被用于提高企业经营决策的有效性。基因检测能较真实地反映出人体的生理信息，不仅能帮助顾客了解其实际需求，也有助于企业针对性开发新产品和提供精准营销活动。本研究检验了企业营销活动中使用基因检测对消费者购买的提升作用，并尝试探讨相关机制。首先，本研究与护肤品品牌百雀羚合作，通过实验法观察并收集了使用基因检测和未使用基因检测的消费者购买数据，分析发现，不考虑其他因素时，基因检测能显著提高消费者护肤购买行为。短期内，基因检测对老顾客购买行为提升作用更强。长期来看，基因检测对新顾客购买行为提升作用更强。而在平均消费水平更高的地区，基因检测的作用更强。另外，本研究通过电话访谈的方式，进一步收集数据分析发现，肤质相关基因检测能显著提高消费者购买推荐护肤品的意愿。而当存在感知有用性时，愿意购买推荐护肤品的顾客人数会进一步提高。本研究发现基因检测可以有效提高顾客的购买行为和购买意愿，丰富了新技术与精准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等文献的内容。为进一步分析基因检测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和购买意愿内部作用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初步尝试和基础支持。另外，本研究的结论也为企业利用基因检测技术提高营销策略和营销活动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供了启发和借鉴。
ContributorsWu, Jian (Author) / Chen, Pei-Yu (Thesis advisor) / Chen, Xinlei (Thesis advisor) / Li, William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
Description随着国外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涌入，中国企业整体社会责任履行得到了不断地提升，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诸如产品质量问题、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等社会责任事件仍层出不穷。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陆续出台多个纲要和文件推动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对于企业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当下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已经从“企业是否要履行”，转向“企业如何履行”以及“如何促进企业履行”。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根据“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显示，中国2018年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1/4，其中自愿披露的占比不到1/5，而从披露的质量来看，平均得分也仅为42分，较及格线还有较大的距离。针对这一研究背景，本文将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同时考虑在内，构建一个系统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2009-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定量的方法考察了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以及交互影响效果，实证结果显示，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均能显著的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且制度环境在媒体关注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指标替换、考察内生性问题和分组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结论发现，媒体关注和制度环境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不同的媒体报道类型以及不同性质企业中具有异质性。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
制度背景下，本研究对如何从外部治理视角出发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较强的政策启发。
ContributorsJi, Pengbin (Author) / Shao, Benjamin (Thesis advisor) / Shi, Weilei (Thesis advisor) / Jiang, Zhan (Committee member)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er)
Created2022